明嘉靖年間欽州知州林希元編纂的《欽州志》，宛如一盞明燈，照亮了欽州悠久歷史與地方文化的漫漫征途。這部現存最早的欽州地方志，其中卷六“祀廟”中的“名宦祀”以及卷八“名宦”篇章，為后世研究欽州的政治演進、經濟發展及社會變遷，留存了彌足珍貴的史料寶藏。這些被載入《欽州志》祀典的名宦，跨越宋、元、明三代，在欽州歷史的星河中，閃耀著熠熠光輝。
北宋真宗年間進士徐的，這位來自建州建安（今福建建甌）的賢才，天圣元年（1023年）補授欽州軍事推官。甫一上任，他便直面棘手難題：當時的州治地處南賓砦（今靈山縣舊州鎮），不僅遠離交通要道，往來不便，更因環境潮濕引發傳染病“瘴癘”流行，百姓苦不堪言。然而，徐的沒有墨守成規，而是經過實地調研，果斷向時任廣南西路轉運使鄭天益提議，將州治遷至瀕臨欽江的安遠縣白沙（今欽州市欽南區）。提議獲批后，他“短衣持梃，與役夫同勞苦”，親自主持筑造城郭、搭建樓櫓以備戰守，還科學規劃區域安置軍民，修建府舍、倉庫、溝渠、商鋪等基礎設施，極大地便利了百姓的生產生活。這次州址搬遷，為欽州此后千年的繁榮發展筑牢根基，更開啟了欽州向海圖強的嶄新篇章。
素有“左詩書，右孫吳”美譽的永州人陶弼，于宋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赴任欽州知州。彼時的欽州，毗鄰交趾，既是邊境重鎮，又處軍事要地。陶弼到任后，一邊加固城防、整飭軍備，筑牢邊境安全屏障；一邊興辦學校、編修《欽州志》（可惜今已散佚），以文教滋養民心。他還頗有巧思地在城中筑壩攔水，將水面梳理成“五湖”，并于湖上修建“五湖亭”。相傳如今欽州人熟知的天涯亭，亦是他主持修建。這些舉措，既完善了城市防御體系，又為老百姓增添了休憩賞景的好去處。陶弼的詩作，更成為當時欽州生機的生動注腳：“寧越佳山水，城樓枕北湖。丘陵助形勢，溝洫借膏腴。晚景群峰會，春流眾壑趨。自知千載后，歌調有農夫”（《北湖》），字里行間滿是對治下山河的熱愛。
民族英雄岳飛的次子岳霖（河南湯陰人），于南宋淳熙三年（1176年）出任欽州知州。將門之后的擔當，在他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。欽州地處南海之濱，舊時?？懿保l繁的?；疾粌H劫掠財物，更嚴重威脅著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。岳霖到任后，將海防整治作為重要任務，河清海晏，邊防穩固。在文教方面，他主持擴建州學學宮，延聘周去非等大儒前來任職講學，讓讀書聲在欽州城日漸響亮?！稓J州志》還記載了一件岳霖維護國家尊嚴的往事：當時交阯（今越南北部）使者入貢途經欽州，竟肆意毀壞驛館設施，態度傲慢。岳霖得知后，當即封劍警示其都監，嚴正聲明：若不及時修葺驛館、賠禮道歉，必將以軍法論處。最終“交人畏服，營繕如故而后行”，岳霖以剛正不阿的姿態，守住了朝廷體面與地方權益，其風骨令人敬仰。
除了上面三位，還有多位名宦在欽州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，被永遠載入青史。
北宋熙寧六年（1073年），陳永齡（籍貫不詳）出任欽州知州時，邊境同樣不寧。他率眾修葺城垣，巡邏不息。后交趾大軍壓境，陳永齡不顧安危，親自登城督戰，率領軍民奮勇抵抗。城破后，他始終拒絕勸降，以生命踐行了忠臣氣節，其事跡讓后人為之動容。
南宋紹興元年（1131年），福建晉江人楊友出任欽州知州，留下了“楊鐵槍”的傳奇名號。當時交趾遣使前來，名為談判，實則妄圖爭奪邊境地界，態度傲慢。楊友毫不畏懼，執一桿鐵槍立于庭前，厲聲發問：“若欲爭地，鏖戰一場？”他的堅定與果敢，讓交趾使者“為之悌息”，悻悻而歸。
在元代，洛陽人凍阿木以欽州達魯花赤（最高監治長官）身份，書寫了一段勤政愛民的佳話。當時欽州歷經戰亂，不少百姓流離失所，土地荒蕪。凍阿木四處招徠流民，不僅為他們提供耕牛、農具與種子，還親自指導他們開墾田地、疏浚溝渠。他的屯田之計，既補充了軍糧儲備，又能在饑荒時賑濟饑民，其仁政令人稱頌。
明永樂三年（1405年），福建晉江人蔡惟溥由香山（今廣東中山市）知縣擢升欽州知州，延續了他嫉惡如仇的作風。他一邊大興學校，推動文教發展；一邊嚴厲打擊地方豪強惡勢力，還百姓安寧。他始終勤勉理政，用心安撫百姓，在他的治理下，欽州呈現出政治清明、百姓安居樂業的良好局面。
明正德六年（1511年），福建莆田人李純出任欽州知州?！稓J州志》記載他“宅心正大，處事公平，杜絕私門，苞苴不入”。任職期間，李純還主持修筑壕堤，有效阻擋江水泛濫；建造西門橋，便利百姓出行；設立圩市，活躍地方商貿，善政影響深遠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明嘉靖《欽州志》還對“名宦祀”進行了必要的調整。其一，將唐代遵化（時為欽州屬縣）尉李邕（揚州江都人）的祭祀地點變更為靈山縣。原因是，后世行政區劃變動，李邕當年任職、施政的區域劃歸靈山管轄。其二，北宋余靖（韶州曲江人）的祭祀身份得到修正。余靖雖從未擔任過欽州知州，但嘉祐五年（1060年），他以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的身份巡歷欽州邊疆，期間他整飭邊防、安撫百姓，留下了顯著治績。因此，《欽州志》為他改題實際任職的官銜，將其納入“名宦祀”另行祭祀。這些變動，既認可了他們對欽州的貢獻，又維護了“名宦祀”制度的權威性與嚴謹性，體現了編纂者的嚴謹態度和對歷史負責的精神。
